曾枣庄，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、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顾问、四川大学教授、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顾问。主编《全宋文》，专著有《苏洵评传》《苏轼评传》《苏辙年谱》《苏辙评传》等。

　　一代文豪苏轼的影响早已跨越时空、跨越地域，成为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，被誉为“第一千年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二位英雄之一”。他“丰财、强兵、择吏”的政治主张尤为人称道。为更好了解苏轼的艺术成就及从政思想，本报记者就此对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。

　　记者：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全能作家，他有哪些艺术成就？

　　曾枣庄：“诗从肺腑出，出辄愁肺腑。”苏轼评孟郊诗的这两句话，也可评他自己的诗。苏轼在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中写道：“李、杜之后，诗人继作，虽间有远韵，而才不逮意……其论诗曰：‘梅止于酸，盐止于咸，饮食不可无盐梅，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。’”这段话代表苏轼诗歌见解，诗贵韵味，要有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。他特别推崇李白和杜甫，认为他们一出，“古今诗人尽废”。李杜二人中，他更推崇杜甫，他说：“古今诗人众矣，而杜子美为首。”

　　苏轼的诗就有杜甫诗现实主义精神，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。在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，对危害人民的水、旱、蝗灾等，十分关注，他常常为不能消除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而深感内疚。“永愧此邦人，芒刺在肤肌。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”同时，他的诗也有对国家、民族命运的关心。青年时代，他就表示了“与虏试周旋”的决心。以后，他又经常表示愿意效命疆场，不少诗篇有着磅礴的气势。

　　苏轼不仅在诗、词、散文等文学领域，而且在书法、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巨大成就。他在书法、绘画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见解。宋代有很多著名书法家，如米芾、黄庭坚等，但仍以苏轼最为有名，他的书法代表作有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帖》等，存世绘画有《枯木竹石图》等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苏轼艺术成就很高。他的散文标志着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；诗称“苏诗”，可以代表宋诗最高水平；词称“苏词”，开创豪放词风；他创造新一代文赋，开明清小品文先河；他创立“尚意”书风，史称“苏字”，雄踞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；他是中国“文人画”的倡导者，其绘画理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。

　　记者：那么，苏轼有什么样的世界观？他做人与为文是如何有机统一的？

　　曾枣庄：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说：“（苏轼）初好贾谊 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‘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’……”这段话说明苏轼思想复杂性及其变化过程。

　　他早年为应举所作的文章，具有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。他盛赞孔孟，说孔子学说“为仁义礼乐之主。”赞孔子“博学而不乱”，能“一以贯之”。用什么“一以贯之”呢？这就是“孝悌”，因为“孝悌足而王道备。”他称赞孟子能“有所守”。守什么？就是能守住仁义这根本：“孟子尝有言矣：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其无穿逾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”

　　《苏氏易传》是苏轼世界观的集中表现。这部书的“多切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它的中庸论上。中庸思想对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深刻影响。他在应试时，除献了25篇《进策》外，还献了25篇《进论》，其中前3篇就是《中庸论》。《进策》系统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，而《中庸论》则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。

　　记者：苏轼是文人从政标志性人物，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？

　　曾枣庄：苏轼一生中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为北宋的“丰财、强兵、择吏”，也就是为缓和与解决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地区矛盾，作了不少工作。他尽己之所能来缓和阶级矛盾，防止辽和西夏的侵扰，巩固北宋的统治。

　　苏轼的政治主张主要是“丰财、强兵、择吏”，也就是要改变当时那种“常患无财”，“常患无兵”，“常患无吏”的状况。在丰财问题上，他既主张兴修水利，发展生产，又强调“节用以廉取”；在强兵问题上，他主张“深戒用兵”；在择吏问题上，他主张“兼用考试、察举之法”，既要防止失于仓促，又要防止请托之风。在他从政40余年中，为此做了不少工作。他一生刚正不阿，确实做到了“虽死生不变乎己，况用舍岂累其怀”，即或生或死都不改变自己已经表明的主张；用与不用，都无伤于他的抱负。苏轼在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一词中写道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……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首词是他一生心怀家国天下的自我写照。

　　记者：请谈谈苏轼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。

　　曾枣庄：苏轼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，在苏洵游学四方时，母亲程氏对他亲授以书，成了他的家庭教师。她曾教他读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，要苏轼以“能死直道”的范滂为榜样。在苏轼10岁以后，则是以父为师。苏洵经常对他说，作文章“皆有为而作”“如药石必可以伐病”，能解决实际问题。苏轼一生牢记“先君之遗训”做人为文，在《南行前集叙》中回忆说：“自少闻先君之论文，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。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，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。”

　　苏轼之妻皆姓王，均早卒。原配王弗有文化，苏轼读书，她就陪着“终日不去”；苏轼偶有遗忘，她便从旁提醒。她是一位聪明沉静的女子，对苏轼关心和体贴无微不至。苏轼初仕凤翔时，她以苏洵的话告诫苏轼：“子去亲远，不可以不慎。”劝苏轼不要同那些一心营私、完全顺着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。对那些急于同苏轼亲近的人，她常说恐不能久，因为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朋友也很快。继室王闰之也十分贤惠，对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苏迨、苏过一视同仁，“三子如一，爱出于天”。后来，王闰之也病逝。苏轼贬官岭南时，侍妾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。苏轼《蝶恋花》词有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句，朝云“日诵‘枝上柳绵’二句，为之流泪。病亟，犹不释口”。三位王姓女性，都很有正能量，具备诚实做人、诚实做事的品德，均能吃苦耐劳，无论丈夫、儿子顺境逆流，始终相依相伴。正是有了这几位优秀的女性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，苏轼才拥有如此辉煌成就，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。令司马光惊叹道：“兴衰无不本于闺门。”